参会回顾丨中非研究的人文转向 Yale Africa-China Conference in Maputo
CASIN
CASIN（上海中非研究网络）的核心成员之一，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施东来老师于2024年3月中旬受邀参加由耶鲁大学非洲研究委员会（Yale Council on African Studies）和莫桑比克最高学府，位于马普托的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Universidade Eduardo Mondlane）合作举办的“中非交往的文化面向（Africa-China: Cultural Dimensions）”国际会议。施老师在会上做了题为“‘祖国的希望’：中国媒体中的中非混血面孔”的英文报告，并在会后游访了当地不同社区和场所，其中有许多都和中非交往的历史和现状紧密相关。本月CASIN特别刊出施老师以第一人称视角书写的参会回顾，与大家分享他在莫桑比克的学术交流体验和所见所感。文中图片如无说明皆为施老师本人拍摄。
写在前面
我从未想过，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
也从没料到，我第一个造访的非洲国家居然会是跟我的研究八竿子打不着的葡语语系国家莫桑比克。
不过研究中非交往的人文面向本身，就是这样一场充满惊喜的旅途。
与大多数研究中非交往的学者不同，我接触这个领域的方式可以说完全是学院扶手椅上的“纸上谈兵”，以至于在这充斥着政治经济学论述、国际关系解析、人类学田野经验以及历史档案考察的中非研究领域，我一直都没有太强的归属感。
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中非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积极的想象和消极的事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孤立于更大的文化结构之外的，也不是单一领域或研究方法可以囊括的。换言之，中非人文是文化研究的子课题，但这个子课题所能揭示的时代症候和感觉结构却是关乎我们如何处理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遗产，又如何去追认二十一世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的。
2021年临近毕业之时，我本来有一个去南非做博士后的机会，但考虑到疫情期间国际移动不便以及当时教职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我选择了先回国进入长聘轨道。比起鲜活的在地体验，在特殊时期我不得不选择了稳定可见的未来。但我也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造访非洲，即使身为扶手椅上的学者，也不免为因没有在地体验而缺乏某种学术正当性而感到焦虑。
曾经为了博论的两个章节，我在2020年疫情肆虐的寒冬，窝在天昏地暗的牛津公寓里面阅读南非历史、南非华人史等各种资料。我一直认为我第一个去的非洲国家无疑是南非了，也从去年开始寻找着不同的机会过去。
没想到访问南非的机会没等到，却先得到一个如此惊喜的邀约可以去莫桑比克参加会议。虽然得知会议主办方是耶鲁大学，我感到受宠若惊的同时也不禁感叹所谓的南南交流还真是离不开全球北方霸主的中介和支持呀！不过拿着美国的赞助将中非交流化为真实的肉身体验，还有机会跟来自欧美亚非各地的学者做思想碰撞，何乐而不为呢！
下面我将会分四个小节记录我此次行程的所见所闻以及参会心得，希望能和关注中非人文研究和中非交流的同仁们分享一些有趣的观察，也为我自己的首次非洲之旅留下珍贵的纪念。
第一节：“莫桑北大”与辩论的开始
我们的会议地点在被当地华侨称为“莫桑北大”的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Universidade Eduardo Mondlane）。我们一行人坐着校方安排的小巴从酒店进入大学，途中还能看到中国大使馆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蒙德拉纳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简称莫解阵，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Frelimo）于1962年成立后的第一任领袖，因从事反殖民斗争在1969年被暗杀，算是莫桑比克的初代烈士。学校门口有一幅他的黑白画像，只有一个小小的侧脸。这所当地的“北大”的确跟我们想象的大学看起来很不一样，没有气派的大门，没有密集的楼宇，更像是一座布满绿植的公园。
（与会学者大合影，采自Yale Council on African Studies脸书）
我们会议的地点在传媒学院，这座大楼的确是整个校园内比较新的一座，孔子学院也在里面，旁边还有一栋红色外壳的文化馆一样的大楼，都是中国援建的。我们演讲的报告厅也跟国内一些学校的很像，令人感叹中非关系的空间化真是无处不在！
会议分两天进行，因为主办方并没有对外公布完整的会议议程，所以我就挑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天上午学术报告是由爱德华多·蒙德拉纳大学的研究生们打头阵的。他们用葡语演讲但是PPT是英文，这大概也是耶鲁大学为表示尊重东道主的特别安排。
我在孔子学院所在的大楼内，程莹老师拍摄
当地同学演讲的题目多和中国文化在莫桑比克的不同存在方式有关，也介绍了他们学校的中国研究专业和孔子学院课程。我们也在孔子学院外面的告示栏上看到了他们的各种活动和课表，上面除了语言课以外还有中国文学、中国古代史等人文课程。与英美学校对孔子学院的警惕和排斥不同，许多在非洲的孔子学院都会参与到当地大学的中国研究教学当中去。这种融合教学的利弊以及不同政体的国家对当地学校和政府对孔子学院的不同态度，也成为我们会议第二天早晨的焦点话题。
那一组的报告从很多层面来讲也十分典型，来自非洲国家本土大学的两位青年学者，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的Chinonso Ihuoma和喀麦隆马鲁阿大学的Célestine Laure Djiraro Mangue，对他们当地孔子学院在推动中非文化交流和提供教育机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比较肯定的，而在耶鲁教授非洲本土语言的肯尼亚老师John Kiarie Wa'Njogu则是整场会议下来发言三观最接近“恐华症（Sinophobia）”的一位。他一直强调中文是一种软实力，而非洲国家应该对此保持警惕，甚至用“危险的蛇”来比喻中国文化在非洲的传播，引起了问答环节台下一些其他老师的反驳。反驳他的是同样是在美国任教的、来自肯尼亚的印度裔学者，康涅狄格大学的Bhakti Shringarpure教授。她指出，这种贴标签式的不当比喻不利于我们思考中非关系的复杂性，正是人文学者应该避免的。
（当地孔子学院贴出的学生汉字作品，宁润东老师拍摄）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我只能捕捉到他们演讲中发音和英文相近的只言片语，当地研究生的这一组用葡语做的开场报告还是给我诸多反思。比起英文学术界强调的思辨性和理论建设，当地学生报告的模式和他们的学术习惯是更接近中国学生的。跟国内的学术习惯一样，他们的演讲罗列了很多信息，整理了一些史料，但是结论往往有点中规中矩，缺乏理论架构从而显得不够有批判性。中非共有的这种描述性、整理型的学术习惯好像也是某种“南方特质”，但要进入和全球北方平等对话的空间就必须先熟悉他们那一套学术传统和辩论手段，否则南方国家就永远只能是他们的田野和他们的分析对象、材料来源。
(我所在的报告组：Vivian Lu、Mingwei Huang、Anita Plummer、我、田泽浩)
接下来的所有的报告都是以英文进行的。总体来说，跟英美世界的中国研究比起来，中非研究学者们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极端化和“冷战化”。大家仿佛是在同一条光谱的不同点上，即使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政治观点也有一定偏向性，但不影响对彼此课题和分析过程的欣赏和学习。很有趣的是，整场会议下来，肯尼亚艺术家Michael Soi从2016年开始创作的“China Loves Africa（中国爱非洲）”系列艺术画作被不同的学者提及至少五次。对于我的研究很重要的一本论文集，由Franck Billé 和 Sören Urbansky合编的Yellow Perils: China Narrativ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复数的黄祸：当代世界的中国论述》），也是以Soi这系列中的一幅作品作为封面。
（《复数的黄祸：当代世界的中国论述》封面，采自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网站）
这一系列作品如此被学者们关注，似乎是因为他以传播度极高的戏谑方式讽刺了某些群体对中非关系过于浪漫化的想象。但更值得反思的是，他这一系列讽刺性极强的作品也很容易滑入另一个极端，就是许多西方媒体和非洲本地媒体一直煽动的“新殖民主义”论调，将中国拟人化为非洲人民的剥削者。既然Soi的作品对中非关系的文化解读这么具有影响力，也应该有学者专门去研究他，将“China Loves Africa”放到他整体的创作脉络甚至是整个东非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去考察。
第二节：具身化的中非交流与西方范式霸权
除了Soi的画作被不同学者不断提及，整场会议下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北京大学程莹老师的发言以及肯尼亚作家Yvonne Adhiambo Owuor的主旨演讲。
程莹老师的演讲颇有“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意味。她解释道作为从事非洲文学研究的学者，自己曾经很抗拒西方学术界的中非研究，好像只有西方白人和非洲人能研究非洲文化，而身为一个中国学者就必须研究跟中国相关的课题。但多次游走于中非之间后，她开始体会到中国学者的身份早已令她成为中非互动的“化身（embodiment）”了，于是她也开始直视中非交往这个课题，用更具反身性的方式看待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程莹老师介绍非洲工艺品，田泽浩拍摄）
我非常能共情程莹老师对中非研究的情绪转折，因为英文系出身的我曾经对西方学界的东亚研究以及中英比较文学的态度都是比较抗拒的。我至今都认为这是西方学术体制内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范式的霸权逻辑。在这样的逻辑里，只有西方白人学者代表着“普遍的理论”并且可以只靠他们的学术兴趣研究任何地区的文化，而非西方的学者却只能陷入他们自身国族背景所携带的“独特的经验”的捆绑之中，仿佛他们只有研究和自身背景相关的课题才能获得“学术合法性（academic legitimacy）”。
这种范式霸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或者非洲哲学在西方的学术建制里面不属于哲学系而往往被归并到区域研究的范围内。这种西方-非西方被体制化了的学术高低位阶深深根植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现代性和延续至当下的话语霸权之中，要将其击破重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但是这种突破恰恰应当是“南南合作”在学术理论和体制建设层面在本世纪内要去积极探索和实践的目标。而国内近年来推进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到底从多大程度上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种具象化，又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复制欧美“区域研究”的霸权逻辑，还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身为非西方背景的学者我们即使感受到了这种范式的限制性，也无需钻入牛角尖，非要为了抵抗它而刻意规避使用自己文化背景所给予的语言优势和学术资源。只要能为我所用，我认为中国学者应当多掌握几种语言并且充分观察这些语言涵盖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关注不同文化的跨国互动还是做平行比较研究，我们都应该增强和全球南方国家学者的对话，共同探讨从西方区域研究的范式霸权中突围出去的方式。
第三节：跨过《蜻蜓海》抵达中非关系的现在
在关注“南南交流”的双向性这一点上，我们的主旨演讲嘉宾Yvonne真的是做了非常好的示范。我想主办方这次邀请一位作家而非学者来做主题演讲，也是为了凸显中非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主要关怀。Yvonne是凯恩非洲文学奖和乔莫·肯雅塔文学奖的获得者，算得上是肯尼亚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而她2019年出版的《蜻蜓海》（The Dragonfly Sea）一书已经是以中非交往为主题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说实话，在见到Yvonne之前我以为她应该是一个不太好接近的文化精英。《蜻蜓海》的遣词用句之华丽艰深让我这个牛津英文系博士都读到头疼。我在埃塞到莫桑的飞机上试图第二次阅读这本书，五个多小时才读了三十多页，一直无法捕捉到这本书的问题意识和中心思想在哪里。它的遣词用句和行文风格似乎只对热爱读书的七八十岁的英美白人友好。
（我和Bhakti还有Yvonne的合照，李杭蔚老师拍摄）
这本书讲的是一位肯尼亚女孩发现自己是明代中国水兵的后裔然后去中国留学的故事，但即便这故事非常有趣且有真实原型，我还是无法相信肯尼亚的一般读者能轻松进入书中那些充满生僻词的段落，也不太喜欢作者用文字构筑起来的阅读障碍。但我不否认中非文化发展需要这样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以偏精英化的“纯文学”去平衡现在泛滥在市场上的猎奇式的现实主义叙事。
（Yvonne在我的《蜻蜓海》内页上留的话）
会议第一天，在Yvonne演讲之前我都不太敢主动跟她打招呼，即便我特意从上海带了我在英国买的《蜻蜓海》来给她签名。这本我读不下去的小说跟着我辗转三个大陆，也算是一种中非关系的物质见证了吧。但Yvonne的主旨演讲给了我很多惊喜，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相同的文化现象，可谓干货满满。
（Yvonne介绍了2023《中国好声音》的南非选手莫维蒂）
她演讲的题目是“Confluences and Currents: ‘Afrasian’ Tide Tales” （潮汇与潮流：“亚非”潮汐故事）。从郑和到周恩来，从李小龙到Michael Soi，从桑尼巴尔的百年中餐厅到浙江湖州新开的长颈鹿酒店，从活跃在抖音上的乌干达媳妇到为肯尼亚政客打call的中国妻子，Yvonne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覆盖了中非文化的历史变迁和当代中非人际交往和物质流通的不同模式，并以与“水”有关的文化意象将对这些现象的观察串联起来，包括潮汐、梅雨、汇流、潜水、航海、连接亚非的印度洋等。
虽然Yvonne只学了一点中文，但她对中非交流的关注完全是双向且非常“潮”的。她对当代中国媒体上呈现的非洲人形象和非洲元素的熟悉程度令我十分震惊又钦佩。
她的PPT中出现了参加2023年《中国好声音》的南非歌手莫维蒂，也提到了万妮达今年刚出的福州话新歌《七溜八溜》中的南非amapiano音乐元素，并且以一个粉丝的立场肯定了这些中非文化在流行文化中相互融合的现象。
显然，在“文化欣赏（cultural appreciation）”和“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意识形态解读拉扯中，Yvonne对这当代中非文化交流的理解是更偏向前者的，但我在想如果她真的有机会访问中国并呆上一段时间之后，她的想法是否会改变。
（万妮达《七溜八溜》MV截图）
她的演讲结束后，我作为全场唯一关注过万妮达这首歌和其MV的人非常顺理成章地用粉丝身份和Yvonne搭上了话。她很热情地在我的《蜻蜓海》内页写了一段话，并告诉我这本书正在被翻译成中文准备在中国出版，也希望自己之后有机会来中国宣传。
我也暗自窃喜，如果这本书有中文版的话，我对照着原文看大概是能看完的，并且可以做一些跨文化翻译方面的研究，那会更有意思。我向她介绍了CASIN（上海中非研究网络）目前正在举办的第一届全球中非写作大赛并请求她多多将其介绍给非洲国家的写作者们，Yvonne也非常认同我们的努力，我们都认为目前流行的中非叙事都太西方中心了。
2020.03.10
这是宝贝女儿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虽然不算快，但是骑得很稳啊，一看就比别人家娃聪明。不愧是我的女儿。
（与会学者: 施东来、T. Tu. Huynh、Ibrahima Niang、李杭蔚）
当然本次会议还有许多有趣的学术报告，包括德国发展研究所的李杭蔚老师关于赞比亚少林寺的研究、Bhakti对《蜻蜓海》和毛利塔尼亚导演Abderrahmane Sissako今年的新片Black Tea的比较分析、纽约大学的Duncan Yoon教授对毛里求斯法语小说中的华裔人物的介绍、北京大学的田泽浩同学对于《红色娘子军》在1960和70年代的莫桑比克的影响和改编的研究、达喀尔大学的Ibrahima Niang博士对于塞内加尔文化馆中的中国主题展览的观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Ignatius Suglo博士带来的朱明瑛卡带和对改革开放初期中非音乐交流的分析等等。每一组报告都很精彩，在此无法一一展开评论，但大家可以关注他们的论文以及后续发表。
第四节：那些值得期待的研究方向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最棒的国际会议。这当然不全因为耶鲁全程承包了我们来非洲的大部分开支，整个会议从酒店安排到小组设计，不管是学术组织的部分还是后勤支持的部分都十分用心，这跟我之前在英美参加过的散漫无序的大型会议有本质区别。中非文化研究本就是多个领域的交叉点，而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因关注这个交叉点而汇聚在一个物理空间之中的时候，思想的火花也自然而然地从对话与闲聊中绽放出来。
虽然我也经常吐槽美式多元文化主义常常陷入“做样子、摆姿态”的形式主义，也很难跳脱出美国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但这次主办方明显在平衡参会学者的身份背景、政治取向、研究重点上都做了很大努力，给我们创造了伸缩性极强的交流空间。非常感谢主办方让我在疫情之后第一次体会到线下会议的美妙，可以见到那么多曾经在文献里读到的学者并认识新的朋友，令我重拾被疫情打击的学术热情。
当然，作为首个聚焦中非关系的文化面向的国际会议，它也暴露出了这个新兴领域目前的一些盲点和有待提升的地方。
首先，两天会议共三十一个报告听下来，我感觉到学者们目前对“中非”的理解都是有“大国偏爱”的。即便文化研究多从具体的文化产品或者现象做见微知著的分析，但大部分学者都习惯将中国理解为政治经济的统一体，缺乏对中国大陆之外的“中国”和“中国性”的关注，比如并没有学者谈到港澳台和非洲的文化交流，也没有人提到更具体的中国城市或区域与非洲特定群体的往来，比如中国穆斯林群体和北非穆斯林群体的往来、藏族在非洲佛教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广州和义乌作为非洲文化发展的“次中心”等等。
这种“大国偏爱”也影响着学者们对“非洲”的理解。在此次会议上，英语语系的非洲国家是最有存在感的，特别是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而被提及一两次的非英语语系国家有喀麦隆、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这样的情況导致学者们对中非文化交流的理解常常局限在此类非洲大国自身的政治经济语境中，而往往忽略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也许更加复杂有趣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往来，如马达加斯加、莱索托、中非共和国、刚果、埃塞俄比亚等。
（我在马普托克瓦米·恩克鲁玛大街）
其次，虽然会议的初衷是用人文研究的方法介入中非研究并改善该领域被政治经济相关课题统摄的现状，但我发现几乎所有学者的关注点依然是偏现实主义的，而被分析的现实主义的文化作品，无论是偏左翼还是偏右翼的，也都是跟其发源地或出版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往来情况密切相关的。
即使有《蜻蜓海》这样超脱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作品出现，但似乎中非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角度还是很难在短期内超越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无法像西方文学研究一样去探讨复杂的美学形式或是天马行空的情节框架。不过想想十年前，中非文化研究作为整体都还未成形，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在下个十年，这个领域会出现可以撼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构建和独特关注点。
最后，此次会议呈现出来的中非文化关系似乎都被理所当然地放置在非常传统的二元性别论和异性恋正典框架中，少有将女性经验和性少数群体的文化突出出来讨论的。
我关注中非关系的文化面向也近十年了，但除了诺丁汉大学的包宏伟教授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民间影人组织“酷儿大学”去到加纳做视觉作品工作坊的文章，几乎就没有怎么读到过用酷儿的视角去分析中非文化关系的（见Hongwei Bao, 2020, “The Queer Global South: Transnational Video Activism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5,3）。我也很惊讶，长久以来不仅没有出现一部重点呈现中非跨种族酷儿关系的文学或者电影作品，就连走在中非人际关系分析最前端的人类学家们也未曾将此作为他们的课题。
中非酷儿文化虽然小众又隐形，但绝非不存在，而且它处在多种复杂交叉关系的交叉点上，可以以此来反思和批判的现有理论框架数不胜数，绝对是文化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黄金选题。既然没有人做，我想未来我个人会在这类课题上下点工夫。也欢迎有此想法的同仁和我一起探讨。
总结
在就要飞离马普托的时候，我才有了这趟旅程中第一次的负面体验。早就听说过在许多非洲国家，安检人员会看准一些胆小的国外游客，故意刁难并以各种“过路费”、“检查费”、“服务费”等名头索要金钱，我在过安检的时候就遇到了。
看我在机场买了不少纪念品但却只有一个背包，一位安检工作人员煞有介事地把我叫到一旁，假装认真地反复翻查我的物品，翻了好一阵子后才支支吾吾地小声说道，“你不能带走莫桑比克的钱。你还有剩的钱吗？你可以给我。”我背包的夹缝中的确有几张面额非常小的纸币，我是打算带回中国做纪念的，所以几番推搡又装聋作哑之后我并没有把钱给他。
在充满流动性的中非关系之中，钱也许是绕不开的话题，它很多时间都左右着我们对不同事物的理解。钱可以如此“求而不得”，也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失而复得”。
还记得开完会的第三天，南非罗德斯大学的Ruth Simbao教授带着我和李老师去游览马普托城郊的一处艺术街区。虽然不能说是贫民区，但这里的街道和房屋十分破旧，不是一般外国游客会去的地方。同行的当地艺术家Ivan一边走一边向我们介绍每一幅壁画。我们这些讲着英语的外国人还是引来不少注意，包括一群刚放学的孩子总喜欢在我们拍照时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本地艺术家Ivan, Ruth Simbao教授和我在Ivan的涂鸦作品前合影，李杭蔚老师拍摄）
行程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孩过来扯了一下李老师的衣服。我一回头下意识以为他可能想要我们分给他一些我们正在吃的东西，又或是想要我们买什么，没想到他手里攥着一张1000元面值的当地纸币，不疾不徐地递给了李老师。
原来是他看到李老师的钱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于是捡起以后跑过来还给我们。1000元是莫币的最大面值，相当于差不多110元人民币，而我们当时在那个街区里面买来解渴的新鲜椰子才人民币2块钱一个，这1000元莫币对这个小孩来说说不定比一整年的零花钱还多。我们接过钱以后他就很快走开了，马普托的夕阳穿过枝叶茂密的树影照在他的脸上，和我们当时的心情一样温暖。
（马普托艺术街区的孩子们）
这次的非洲人文之旅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的一个起点。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属于“全球南方”的世纪，而中非文化交流作为南南对话的重要内容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直接和频繁。肉身的体验搭配文化创造力，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我们体认中非关系“复杂性”的宝贵资源。
特别说明
施东来老师对此次非洲之行的完整记录将发布于Oxfordlit和Zaidikuawenhua公众号，欢迎关注。本文使用的相片皆已获得拍摄者的同意，部分内容已经由程莹老师，Ben教授，剑虹老师审阅，特别感谢李杭蔚老师和孙遇洲老师给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供稿｜施东来Flair
编辑｜袁子龙
本文首发于 CASIN 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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