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回顾丨一同找寻中非关系的情感与记忆

在开场主持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施东来老师(Flair Donglai Shi)回顾了CASIN成立一年多来举办的活动，尤其是正在征稿的中非写作大赛。

上海纽约大学的郝宇骢老师首先分享了她的研究。在演讲中，她追溯了东方歌舞团自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演变，尤其关注了这一蜚声国际的民族舞团对非洲艺术的呈现。不同于冷战国际史领域常见的宏大的文化外交视角，郝老师关注中非交流中更加细微的身体、情感与记忆层面，探寻这些非洲歌舞艺术对中国舞者的塑造。

东方歌舞团成立于1962年，是万隆会议之后新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窗口。郝老师解释道，舞团名称中的“东方”不仅是地理概念，更带有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意涵。舞团主要排练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舞蹈，希望呈现人民的艺术，而不是欧洲的芭蕾与现代主义。在1963-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十余个非洲国家后，呈现非洲的歌舞艺术在文化外交上变得愈发重要。因为舞者们知晓自己的表演是政治任务的一部分，所以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努力培养自身的革命性。

为了体现万隆精神中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周恩来总理曾指示舞者们在学习亚非拉舞蹈时要“学得好、学得像”。由于直接向非洲艺术家请教的机会少之又少，舞者们主要通过录像带间接学习。不过，随着1964年以来非洲各个歌舞团开始访华交流，这些演出也被视作流动的课堂，中国的舞者需要在短短的一场演出前后完成“游击队式的学习”。

为了在视觉上做到惟妙惟肖，当舞者们学习埃塞俄比亚歌舞时，她们需要练习踩高跷，换上复原程度有限的民族服装，并用专门的颜料将皮肤染为深色。而几内亚舞蹈的一些动作，对于习惯了中国古典舞之含蓄的舞者可能过于热情奔放，以至于许多舞者并不情愿学习。对于这样的有限模仿，部分外国观众会认为中国舞者的表演有些笨拙。

改革开放以后，东方歌舞团的非洲歌舞逐渐淡出舞台。港台流行音乐开始逐渐影响中国大陆文艺，东方歌舞团的年轻歌手们开始唱更加接近生活的民歌，而非激昂的革命歌曲。郝老师提到，作为少数的例外，出身于东方歌舞团的歌唱家朱明瑛继续表演着热情的非洲歌舞，模仿不同非洲国家特别的唱腔。但是，在国外演出时，她不再将肤色染黑，而是用专业的唱法证明中国人也能表演非洲歌舞。

本次沙龙的第二位讲者是来自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Lina Benabdallah老师。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不同群体的彼此区隔(othering)是常见的现象，但Lina老师更关注中非关系之间的情感共鸣(resonance)，以及这种共鸣如何服务于外交政策。

自万隆会议以来，共鸣在中非关系的叙事中时常出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曾经同样受苦的国家(fellow sufferer)，中国理解非洲在发展中的困难，也愿意分享经验。比如，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谈论刚果时，会将刚果的斗争与中国、越南的抗美斗争对比，强调刚果人民并不是孤立的。又如1965年的舞剧《赤道战鼓》，用竹子代表越南，用鼓声代表刚果，表现世界人民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当然，这类文化生产中也可能会出现对刚果文化的误读，比如该剧使用的鼓在刚果本地其实更常见于葬礼。无论如何，当全球团结(global solidarity)的话语以此类视觉图像呈现时，它给人们带来的熟悉感与共鸣将更加深刻。

Lina强调，中非之间的情感共鸣也需要物质和实际外交的支撑。比如1971年非洲国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1970年代中国对坦赞铁路的援建，以及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等。

在当下的一带一路话语建设中，郑和下西洋途中来到非洲东海岸的历史，成为了构建中非之间情感共鸣的重要资源。在2022年肯尼亚蒙巴萨油码头的落成仪式中，外交部长王毅在演讲中提到郑和，并以此为例强调中国与非洲的交往从来不是通过殖民与征服。肯尼亚政府也同中国专家合作组织东非海岸的考古，寻找中国的沉船和陶瓷，这在当地得到了大量媒体报道。在小说《蜻蜓海》(The Dragonfly Sea)中，肯尼亚女孩试图以郑和船队为线索追寻自己的明朝先祖（CASIN的中非写作大赛也有推介这部小说，欢迎大家进一步了解）。现在在蒙内铁路的蒙巴萨车站，也能看到郑和的半身像。

本次沙龙的第三位讲者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烨老师。他从建筑工程的独特视角入手，分享了中国早期援建非洲的具体图景，其中许多援建的建筑还能找到对应的邮票。

刘烨老师的第一个案例是1964年中国在几内亚科纳克里援助改造的火柴厂。在前期考察中，中国工程师往往对非洲城市建筑的现代化程度感到吃惊。许多非洲首都的先锋建筑都呈现出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热带现代主义”风格(Tropical Modernism)。面对炎热气候，建筑设计就需要在温度控制和通风条件方面下功夫。刘老师举例道，1950年代的加纳国家美术馆和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都有简洁的遮阳设计，代表了热带现代主义的成熟。刘老师也展示了他在非洲田野时看到的许多老建筑的遮阳结构。

对于几内亚的火柴厂，中国工程师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建筑内部并未配合外观的热带现代主义，只是纸上工程。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时去参观了该火柴厂，回国后特别强调了要试图解决热带的建筑问题，这对当时的外援和建筑系统都是一个挑战。但当中国团队试图将非洲当地的传统房屋用于建筑设计，却时常发现这与现代社会并不匹配，仍然需要求助于殖民者的建筑风格。

随后，刘烨老师展示了三张与中国援建非洲建筑有关的邮票。几内亚科纳克里的人民宫（建于1965-1967）非常现代主义，这种建筑风格在1950年代的中国属于禁忌，但中国会在几内亚援建；刚果布的昂扎水电站（1975-1979）在2007年中国援助下重修，如今仍能持续提供电力；在呈现刚果布的金松迪联合纺织厂（1966-1969）邮票中，还能看到工人的画面，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的新自由主义去工业化进程以及内战的影响下，这一纺织厂如今已经荒废。

刘烨老师还介绍了1968年完工的坦桑尼亚-中国友谊纺织厂，这是中坦友谊的象征。该厂曾是坦桑尼亚的国有企业铁饭碗，虽然盈利有限，但为许多当地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1990年代坦桑尼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这座工厂陷入了停滞，中国再次伸出援手，试图推动工厂的市场化。然而，当地未能完成这一转型，如今工厂几近荒废，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工厂选择了放弃生产、直接给工人发工资。工厂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这在1950-60年代的会被视作“四旧”的装饰是由中国人在1990年代末带到坦桑尼亚。

嘉宾的分享结束后，CASIN的观众们踊跃参与了互动环节。

第一位观众问道，在国家主导的合作和团结之外，是否有个人层面中非互动的记录？刘烨老师答到，个人与国家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的主导下，人们也许会把很多经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象征性的故事。个人的情绪很多情况下是借助集体来表达的。郝宇骢老师提到，虽然她研究中的这些歌舞团是国家组织，但是演员们在其中并非仅仅是为国家工作，而是有很多个人成长的经历。

第二位观众是研究中蒙关系的人类学者，参考中蒙关系在历史上的起起伏伏，她对中非友谊从历史延续至今的叙事感到好奇，询问这背后是否有更多复杂性。Lina老师提到，断裂和矛盾肯定是存在的，而中非友谊的连续性现在更多以“怀旧”(nostalgia)的形式存在。刘烨老师提到，我们不能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而去否定理想的价值。比如，有关国家之间友谊的叙事在万隆会议和二战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之前更多是盟友和敌人关系，在友谊叙事下则能想象国家之间的平等。郝宇骢老师则强调这一叙事与社会主义的紧密相连，毕竟“新自由主义友谊”充满了矛盾性。

对于中非团结和友谊的叙事，第三位观众询问是否有更多非洲方面的表达。郝宇骢老师谈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对非洲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Lina老师则援引了坦赞铁路研究中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工人的采访，包括他们提到的合作经验与文化挑战。刘烨老师分享了他在坦桑尼亚田野的经历。尽管他提前学习了斯瓦西里语，但当地档案中的中非合作技术文献多为英语，很多项目参与者也是因为会英语而被选拔上，的确没有什么机会使用当地语言，而他的研究也主要基于中方更加系统的材料。刘老师强调，虽然在语言限制下，当地的一些声音被埋没，但如果从一方入手并深入，也能抵达另一方的声音。

在最后的有限时间中，我们同时搜集了多个问题。多位观众都提到五六十年代的援外项目与今日中非发展项目的差异，质疑对过去的缅怀如何与当下的新一代产生共鸣。刘烨老师提到，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哪怕没有去过非洲，听广播时也会受到国际主义援外事业的感召，但今日的人们听着更多商业与投资相关的话语，很难再有类似的情感认同。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探究全球南方在历史上的联系，也许部分也能用于当下。郝宇骢老师表示，过去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复原的，但这能为我们当下建构中非关系提供更多想象与可能性。

Flair老师进一步问到当下的中非交流是否总是囿于西方的中介，比如我们这次活动所处的上纽大空间也是一种美国中介。对此，Lina老师表示，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许多泛非会议都在欧洲召开，许多激进革命思想在布鲁塞尔形成，在西方空间之外也有万隆会议的成功，西方空间本身与南南合作并不构成矛盾。

供稿 |任睿欢

修订 |施东来

编辑 | 肖嘉